在地球上，很少有地方的民众能像纽约人那样，以如此疯狂的速度在时间上快速前进。进步：这是每一代新移民都念叨的曼哈顿口头禅。然而，并非所有的进步都是以深思熟虑和明智的方式取得的。事实上，很多时候都是灾难倒逼的，因为灾难带来了长期被忽视的或偶然的变化。为了防止科学家们所设想的即将到来的鼠疫大流行，全世界的制药厂、实验室、政府和卫生力量将必须前所未有地动员起来。这一目标不可能是技术上的快速解决办法。相反，社会需要瞄准一个复杂得多的难以捉摸的目标，它不仅包括科学劳动的成果，还包括政治、社会学、经济学，甚至宗教学、哲学和心理学的因素。作为一个全球公民，我感到绝望。我确实可以看到解决方案，但它们不适合整齐的声音片段或文字。有些答案似乎太复杂，我觉得无法解释。首先，我必须了解什么是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我需要看到公共卫生的行动。我需要完全理解这样的基础设施是如何工作的——或者说，通常情况下，是如何失败的。但这样的基础设施要有多强？为了避免疾病，需要多少纳税人的钱或国际援助？为弱势群体提供保障的纽约市或任何其他社会健康安全网，有多脆弱？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于1997年前往苏联地区，穿越12个时区——从西欧到东西伯利亚——进行了4个月的旅行。我目睹了无数的流行病，预期寿命的下降，医院连最基本的用品都没有，医生靠当出租车司机谋生，新的健康危机激增。非常明显的是，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复原力不是很强——面对社会压力和经济困难时，它很快就垮了，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立竿见影。同样明显的是，过去的苏联领导人对公共健康有一些怪异的概念，这些概念是基于意识形态对生物学的曲解。他们拒绝一切生物决定论的观念，把那些试图证明进化是真实的，生命始于遗传分子DNA和RNA的遗传学家送进监狱和行刑队。约瑟夫·斯大林统治时期对进化论的坚决反对使苏联科学家和医生智力残缺——在苏共垮台10年后，这种残缺仍然困扰着那片地区的公共卫生。为了寻找公共卫生问题的答案，我还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印度四处游历，那里的公共卫生危机比比皆是。非洲在经济上追赶世界其他地区的努力在几个国家取得了成功，公共卫生状况经常得到改善，但并非总是得到改善。但正如扎伊尔的埃博拉疫情所反映的那样，一旦出现一个不稳定因素，在腐败的社会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公共卫生灾难。许多苏联时期的国家同扎伊尔和其他非洲国家一样，都有根深蒂固的腐败现象，这些腐败现象耗尽了其社会部门的生命血液，就像寄生虫从受感染儿童的肠子中吸取生命的精华一样。耐药结核病和艾滋病病毒的流行进一步耗尽了非洲脆弱的经济，逆转了他们的进步和发展进程，并占用了他们所有的公共卫生资源。在非洲饱受困扰的城市里，每一个被填满的墓地都预示着劳动力的又一次流失和社会的又一次倒退。以印度为例，经济发展带来了公共卫生状况的恶化。联邦政府急于将日益增长的财富用于核武器和军费投入，放弃了对其10亿公民健康的所有责任。将公共卫生的政府职责移交给了各邦，而这些邦大多缺乏资源和政治意愿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反而成了臃肿、腐败、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在20世纪末，印度没有真正的国家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没有监测系统，没有报告机制，几乎没有健康统计登记体系。但是，美国的公共卫生在20世纪肯定见证了大胆的进步：当我每天站在我心爱的布鲁克林大桥上时，不正是在注视着一个个比他们的曾祖父母那代人健康得多的人民吗？为了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公共卫生领导人在20世纪90年代感到担忧、愤世嫉俗，甚至被围困，我把重点放在了纽约市、洛杉矶郡和明尼苏达州人民的健康历史上。选择纽约市是因为她是现代公共卫生的发源地。洛杉矶郡是我和我祖上四代人成长的地方。20世纪初，当我的祖母伊夫琳·麦肯齐·加勒特在洛杉矶克拉拉·巴顿医院担任公共卫生护士时，该地区有87.5万居民，这些人——加利福尼亚人和墨西哥人——的需求基本上都得到了满足。虽然猩红热、麻疹和其他传染病仍然时有发生，夺走了数百人的生命，但那里地广人稀，气候温和，就业率高，保证了市民的寿命相对较长。然而，当我完成大学和研究生院的学业时，洛杉矶郡以1980年的750万人口而自豪，尖锐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分歧使民众分裂。来自其他国家的说西班牙语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加州南部，为加州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对于洛杉矶郡来说，这个地区的公共卫生需求很大，新的拉美裔人口只会加剧种族和经济上的紧张关系，而他们与非洲裔美国人的关系本来就很紧张。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航空航天业繁荣时期，对于那些有幸在相关经济部门工作的人来说，资金流动的速度比洛杉矶的水还要快。在疯狂的房地产投机中，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机会第一次达到了危机的程度。公众不满、反抗，政府冻结了财产税。到了20世纪90年代，洛杉矶郡人口突破1000万，种族和阶级紧张关系终于爆发了，该郡不得不用日益减少的财产税收入来支付公共卫生费用。到2001年，洛杉矶郡人口即将达到1100万，其中一半是说西班牙语的拉美裔，该地区的公共卫生需求将日益反映出新移民所在地区的需求，如墨西哥以及中美洲、美洲中南半岛地区。根据美国宪法，加利福尼亚州将公共卫生的责任下放到郡一级，庞大的洛杉矶郡在努力完成任务。但在20世纪90年代，洛杉矶郡这样做差点破产，21世纪初，这个郡支付医疗费用的能力变得很脆弱。迈入千禧年的明尼苏达州是一个富有、健康、活泼的大草原州。二战后，它建立了美国最强大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1997年，明尼苏达州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十大地区之一，他们的公共卫生系统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赏。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政治风向发生了变化，明尼苏达州的社会制度开始瓦解。一个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反之，在政治或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下，公共卫生体系可能会倾覆。两者相互影响：广泛的政治混乱或反政府主义可能削弱公共卫生系统，公民健康危机可能会使政府垮台。2000年，老牌超级大国的健康受到威胁。在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居住的贫穷国家，每一次改善健康状况的努力似乎都在欠发达的海岸地区遭遇打击。1996年，加拿大科学家约瑟夫·德科萨斯在温哥华艾滋病研究人员的一次会议上谴责这种落后。德科萨斯空手握着一杯想象中的水，冷酷地说：“如果艾滋病的解决办法是给世界上的每个人带来一杯干净的水，遗憾的是我们将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给儿童提供干净的饮用水，去阻止他们因腹泻而死亡。”在这个千年，我们竟然还无法给世界上的穷人们带来干净的水、食物或提供生命援助。1997年，每天晚上都有2亿多印度人饿着肚子上床睡觉，官方称他们有营养不良——包括了全国一半的儿童。与约2500万巴基斯坦人、1500万巴西人和1/3以上的非洲人一样，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前扎伊尔）和中部非洲，一半人口营养不良。20世纪90年代，全球每天都有近8亿人在挨饿，总人口大约是美国人口的2.5倍。难怪艾滋病研究人员抱怨说，要研制出一种可行的艾滋病疫苗似乎是不可能的：既有100%的疗效、100%的安全性，在热带高温下的稳定性，又价格低廉到1剂不到1美元。即使在这样的价格下，对于世界上的穷人来说，疫苗也像德科萨斯那杯干净的水一样难以获得。当科学在寻找技术解决方案时，真正阻碍世界大部分地区发展的是基础太差。虽然东欧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复苏之路崎岖不平，但在德国东部和波兰、捷克共和国等国家确实取得了进步。在这10年间，人均收入几乎翻了一番。苏联时期的斯拉夫国家、波罗的海国家和中亚国家，财富集中在当时的政党领导人、罪犯和银行家手中，使民众陷入绝望。2000年，俄罗斯被列为外国投资风险最大的经济体。在新千年，公共卫生的进步与经济息息相关。只要人民因疾病而衰弱，国家就不可能进步，它们缺乏建设卫生基础设施的财政能力。尽管如此，乐观主义者还是对世界银行给予公共卫生的坚定承诺感到满意。世界银行在全球范围内日益认识到，卫生状况好的国家，其发展速度要快于那些受疾病困扰的国家。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在1999年提出来的。
一场是发端于2002年的非典型肺炎，一场是2020年的新冠病毒。这两次瘟疫的共同点是，人类迄今还没有找到发病原因和特效药；不同在于，后一场瘟疫让大半个世界彻底失控了，持续的时间和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几乎空前。人类利用科学一度战胜了饥荒、瘟疫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然而上帝好像以一双无形之手为理性的高涨猛进踩了刹车——人在瘟疫面前无能为力，这让所有人意识到，科学本身的局限，和人类理性僭越的后果。
其实对于全人类来说，公共卫生就像是一个十字街口，得到了重视，并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那这一面就是天堂；而如果不被重视，甚至是漠不关心的对待，在瘟疫流行的时候，整个社会都会失控，这一面就成为了地狱。
因此，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奖得主劳丽·加勒特耗时数年，走访世界各地医疗机构，采访了大量的病人、医生、专家、学者，收集了巨量的资料，写成这本《失信：公共卫生体系的崩溃》，比肩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的巨著，深刻反思近100年来世界各国公共卫生体系崩溃。
这本书，平时不太可能读，但在新冠疫情仍未远去的当下，却显得格外必要。
为此，先知书店鼎力推荐劳丽·加勒特《失信：公共卫生体系的崩溃》。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